【把握投资变局】第五次产业转移终得挑战与机遇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居民的财富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是新时代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机构投资者面临的历史机遇。个人投资者由于信息收集、处理和决策能力较弱，资产配置往往收益率偏低。从各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历程来看，未来中国更多的个人投资者将会逐步地转向依赖机构投资者，未来中国资产管理市场拥有巨大潜力。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也面临着转型、外资竞争、技术升级等挑战。

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

举凡世界历史，除了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其余各国经济腾飞无不受益于全球产业转移的大势。作为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中国，也并不例外。

回顾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的世界经济史，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四次大规模、大范围的产业转移浪潮，并正在进行第五次的产业大转移。

每一次的产业转移浪潮都促使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发生深刻变革，其中的第四次、第五次产业转移更是与中国经济近40年的起伏休戚相关。

全球产业转移与中国经济：时也，势也

我们按照时间序列及与中国经济起伏的关系梳理五次全球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

18世纪60年代，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开启蒸汽机代替手工业的时代，促使英国生产力极大提高而成为世界工厂”及全球经济霸主。

而随着国内产业容量趋于饱和、产业成本逐渐提升，英国自19世纪下半叶起，逐步开始进行对外产业转移和工业革命科技成果输出，开启全球首次产业转移浪潮。

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以及北美大陆的美国，成为本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而其中美国凭借自身广袤的国土面积、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英国企业投资，成为最大受益者。

19世纪60年代，美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依托第一次产业转移所构筑的产业与技术基础，主导了以电器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并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新霸主。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彼时原本也具备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进而推动工业化的基础条件，但保守的晚清政府只是进行了有限度的洋务运动”，并未充分利用西方产业转移和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第二次： 20世纪50—60年代

二次大战后，美国引领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钢铁、纺织等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日本和德国转移，是为全球第二次产业转移。

日、德两国通过承接美国转移产业和投资资本，大大加快了战后重建和工业化进程，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经济强国。

彼时的中国原本也与日、德等国一样，处于战后百废待兴的状态，急需国外产业和资本输入，但由于意识形态、朝鲜战争等因素而不容于西方世界，再度错失承接产业转移良机。

第三次： 20世纪60—70年代

与英美一样，日本、德国在经济迅速发展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于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向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以及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产业，是为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

亚洲四小龙”充分吸收本次产业转移成果，形成了出口加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彼时的中国大陆地区，则仍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因而也与本次产业转移无缘。

第四次： 20世纪80年代-2012年

20世纪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为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

在错失了前三次全球产业转移之后，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终于赶上了本次转移大潮，并且成为第四次产业转移最大的承接地和受益者。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从物质资源极大匮乏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居民收入的提升，国内消费需求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持续丰富。

而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显著优势，也促使中国在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成长为新的世界工厂”。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完全融入全球产业链，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模式发挥到极致。

由此，持续而强有力的内外需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让中国建立起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

第五次： 2012年-至今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的同时，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退，2012年达到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1年达到9.25亿人的历史峰值之后，在2012年同比减少345万人，为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而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在资源、人才等方面对制造业形成挤出效应”，加剧实体经济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

此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同时在综合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等方面则仍与发达国家存有较大差距。

于是在2012年前后，受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因素影响较大的纺织等低技术行业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政策优惠更具优势的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转移。

随后，机械、汽车和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也跟进转移。

而高端制造则开始回流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

近年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均以重振制造业作为振兴实体经济、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抓手，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工业4.0战略、工业互联网战略等制造业振兴战略，劳动力、资本、信息和知识等要素配置和效率进一步优化。

此外，为吸引制造业投资，美欧诸国出台了一系列土地、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而综合成本要素、营商环境与技术效率的优势凸显，吸引了大量制造业回流和全球制造业投资。

富士康”算是第四、五次产业转移中的典型企业。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对劳动力、土地等成本要素较为敏感，在产业转移大潮中经常充当排头兵。

20世纪90年代初，富士康开始在中国大陆设厂，依托当时大陆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低的优势而迅速扩张，同时盈利能力较在中国台湾地区时期大幅提升，毛利率水平由10%升至20%。

但在中国大陆用工成本不断上升、盈利水平持续承压背景下，富士康近年来开始大规模地将生产运营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的东南亚、东欧等地区。

同时为了获取更好的成本和技术效率，富士康还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在为其提供较大税收优惠的美国威斯康辛州新建一家LCD面板生产厂，并承诺为当地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

应对第五次产业转移：增量带存量，逐步换挡新产业

资本逐利，全球产业转移的基本逻辑是不断寻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价格洼地”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凭借劳动力、土地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优势，大幅吸收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成果，促成了年均增长9.5%的经济奇迹。

时移世易，在近年来成本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形势下，低端制造转移东南亚、高端制造回流欧美的第五次产业转移，又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和经济断档下行的主因素。

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1年的10.7%下滑至2018年6.1%，今年1-8月增速更进一步下行至5.6%。

同时制造产业外迁也造成出口增速的严重下滑，出口增速由2011年的20.3%下滑至2018年的7.1%，今年1-8月增速更进一步下行至6.1%。

而在工业生产、出口增速出现拐点的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也逐步下行，由2011年的 9.55%滑落至2018年的6.6%，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行至6.3%。

原本第五次产业转移也是比较优势和资本逐利逻辑下，世界产业转移的必然趋势。但对中国而言，在未完成产业升级背景下，赖以支撑过去30多年发展的重要力量被严重削弱了。造成新旧断档、青黄不接。

而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在失去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低端产能又严重过剩情形下，中国要重回过去低端制造世界工厂”的经济主导模式已无可能。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出路在于向发达国家学习，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较少、成长潜力较大、综合效益较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当今发达经济体的共同选择。德国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法国未来工业计划”等战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取得长足进步，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和基因测序等技术领域已取得国际领先水平，过去十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拉动GDP年增速也超过1个百分点。

但鉴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复杂的产业结构，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和增长之路还任重道远。

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投资市场，以增量带动存量，逐步推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应是中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路径。